在今年的愚人節，中山大學大數據傳播實驗室聯合微信安全團隊發布了《微信年度謠言分析報告（2016）》，為謠言“拍了一張CT”，分析它如何像病毒一樣傳播，并希望能找到“宿主”，對癥下藥。
實驗室主任張志安教授說，如果網民更多了解謠言傳播的周期性和內容化妝術，就更容易識別和過濾謠言。“我們和微信長期合作進行謠言研究，就是想用科學和信息素養來防范謠言的危害”。
最好的時代，最壞的時代
微信辟謠平臺上，實時顯示的數字一直在跳動，他們每天會收到1萬~2萬條有關謠言的投訴。
謠言正從同事八卦的飲水機前“繁殖”到手機的方塊屏幕間。
刮腋毛致癌、口香糖致癌、地暖致癌、食用味精致癌、藍色潔廁塊致癌……這種“看上去就很假”的消息已經算不得什么。一些掌握了高級化妝術的謠言才更具迷惑性和引誘力。有時候，就連微信平臺本身，都被“病毒感染”。
今年年初，微信朋友圈興起了一股測試浪潮，網友可以通過鏈接測出自己注冊微信的時間、第一個微信聯系人、發布第一條朋友圈的時間和使用微信的地點等信息。一時之間，許多人的朋友圈都被這個黑底綠點的測試界面“刷屏”了。
人們尚沉浸在回憶的思緒中，突然有消息“爆出”：這個鏈接是假的，只要一點，不法分子會盜用個人信息進行犯罪。
“我身邊的媒體人、公務員、學者竟然也會‘中招’。”張志安說。很快，微信聲明，這是一條謠言。
互聯網時代人們獲取信息如此容易，但分辨信息真偽的難度卻在加大。中山大學大數據傳播實驗室副主任何凌南用那句經典的開頭來形容“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”。
他們將“卸妝水”潑在謠言身上，得到的是一張偽善的臉：標題負面情緒化激發焦慮，正文貌似理性地提供解決方案，黑白雙面配合來說服受眾。
看到“最新爆料”“驚爆內幕”“不轉不是中國人”“你必須知道的幾件事”這樣的標題，多半要小心了，“這些標題令人驚悚，具有煽情夸大的作用，引起人們的不安全感。”張志安說。
再往下看，正文多聲稱援引某機構的消息，行文條分縷析，敘述方式具有親和力，“好像在跟讀者對話，用‘我’‘你’，而非第三方的表達，再加上引人注目的配圖。”看似“有圖有真相”，其實圖片往往沒有來源，張志安表示，標題的煽情加上正文的“權威性”更具欺騙性，能引發指數級別增長的關注。
滿天飛的謠言像從上空擲下的病毒，說不準就會落在誰的頭上。其中一個砸中了張志安的朋友，一位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教授。
“有一天他發了一個帖子給我，內容大概是說校長貪污腐敗導致校舍倒塌，幾百個孩子死亡，并附上現場視頻。”視頻的慘烈立馬喚醒了人們的情緒，讓人忍不住點了轉發的按鈕。
張志安在轉發前先進行了一次辨別：用標題在微信里進行搜索，搜出十幾個賬號轉發類似的內容，點擊量挺多。突然發現其中一個作了道歉，聲明視頻是“5·12”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時的視頻。“希望我們以后轉發消息的時候能慢半拍，哪怕停下一秒鐘也好，思考一下它是不是假的”。
今年過年期間，針對一系列謠言，國家和地方各級網信辦要求有關網站予以處置，澄清事實，引導網民認清真相。包括 “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”“免費領上海迪士尼樂園門票加送2600元酒店住宿”等。
一些類似于“謠言粉碎機”的組織因為需求的存在而不斷擴充隊伍。他們打出的口號是：“這是一個謠言紀，你需要一件冷兵器。”
在快速傳播的時代，政府要實現數據的公開�；ヂ摼W時代的國家治理，應該透過有效的渠道跟民眾溝通
這份謠言分析年度報告以技術手段分析了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間，微信中被舉報次數較多的2000多條疑似謠言文章，對其中的600多條謠言進行了人工編碼。
提到如何“確診”謠言，何凌南列出三步：一是看舉報信息；二是進行語料庫比對；三是專家逐條審核。
語料庫像是一個謠言的儲存倉庫，一些謠言經常“死灰復燃”、被反復傳播，一旦一條新謠言里的關鍵字與語料庫中的匹配，這條“借尸還魂”的謠言馬上會被確診。
何凌南相信謠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，就像物競天擇的自然界，那些經過大浪淘沙的謠言存活下來，身上均攜帶著可以復制的基因。
從原創性上看，95%的謠言都是非原創，往往經過多次加工，被改頭換面后更加貼合時效性和當地性，從而獲得廣泛傳播。何凌南稱之為“削減磨平”的過程。
比如一女生看到聲稱迷路的小孩，就帶他回家。在按門鈴時女生被高壓電電暈，隔天醒來發現身處一間空屋里，衣服被脫光，身邊什么都沒有了。
這條消息警方早就辟過謠，稱沒聽說過此類案件，并且認為作案手法成本太高，漏洞太多，在現實中很難實現。
可是，像《請一定轉給你身邊的女生看，這是最新騙局！》這樣的文章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跑到朋友圈“撒野”，單條閱讀數超過2000萬。
對于未知的恐懼和焦慮是人們無法解開的難題。如果說微博是廣場，“大V”能快速聯系到很多人，一個人在公共廣場演講，信息就能很快澄清；那么微信就更像客廳，只有好朋友來，“阻隔”給辟謠帶來了難度。
中山大學大數據傳播實驗室即將要做的，就是找到這群“宿主”后，去他們的社群精準投放辟謠的帖子，同時提高整個社會的媒介素養，讓它像情商、智商一樣，成為一種不能缺少的能力。
“這也對政府的治理提出新的挑戰。在快速傳播的時代，政府要實現數據的公開�；ヂ摼W時代的國家治理，應該透過有效的渠道跟民眾溝通。”這也是何凌南研究的課題，一些政府發布的信息或是在傳播方式上有欠缺、或是發布不太及時，造成了信息的阻隔，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喜歡在官網上掛出信息，實際上并未真正到達受眾，傳播力不夠。
一個傳播力甚強的故事和口香糖有關。以前的口香糖嚼好久才能軟到吹泡泡，可1970年美國一家公司推出的口香糖本來就是軟的。孩子們不禁想，它到底為什么這么軟呢？答案出來了：它一定是拿蜘蛛卵做的。
謠言風起不到10天，公司高管通過調查發現，紐約地區一半以上的孩子都知道了。研究信息傳播的社會學家鄧肯·瓦茨說，“關鍵在于傳播信息的意愿，而非你擁有的地位或名望。”
何凌南將一些受過教育的、擁有豐富互聯網使用經驗的人稱為互聯網中產階級。他們認同主流的價值觀，買東西上京東淘寶、看電影去豆瓣刷評論、出門用滴滴優步打車，這部分人較少被謠言迷惑。
另一部分互聯網“底層人群”，大多是中老年人，剛剛用上智能手機，主要用于跟親友分享養生貼、旅游的照片和發送節日的問候，“一直弄不明白怎么網購付款”。這群人是謠言的目標人群。
謠言反映出公眾對某些現實社會中的東西特別在意，能促進線下的解決
“熱點事件就像人很多的公共場所，謠言病毒喜歡在有特別多‘宿主’的地方活動。” 何凌南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。
正如過年時“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”的謠言，在何凌南看來，體現了城市化過程中，各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型帶來一系列不確定感和壓力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馬克·沙勒指出，最近哪個話題比較熱，這個話題一定會出現謠言。
研究發現，此次抽取的謠言中，比例最高的是失實報道類，占比達31.4%，主要包含社會政策/秩序、經濟狀況等內容；其次為健康養生類，占15.1%，主要涉及食品安全、疾病和健康養生等內容；再次為奇聞趣事類主題，占比13.5%，主要涉及各類迷信怪談和八卦等。
“現在人們的生活方式變化很快，總是面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。對不確定信息的探索需求始終存在，這就不可避免產生謠言。”何凌南說。
在小說剛出來的時候，人們擔心里面太多的幻想會不會損傷神經；報紙剛出來的時候，人們擔心一小塊一小塊的文章會不會損害注意力；漫畫剛出來的時候，人們擔心會否帶壞小孩子……“社會關系帶來重大的改變，形成壓力，會帶來謠言的增加。”何凌南說。
指尖滑動中闖入眼里的謠言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大腦和四肢。首先造成觀念的變化、態度的變化，繼而轉變成行為上的變化。“人們可能直接看不到謠言把人害死了，但是確實會影響行為。當時說酸奶是皮鞋做的時候，長期影響酸奶的銷量，疫苗也是如此。”何凌南說，謠言導致的不信任增加了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。
現代的社會，人們用陌生人的車、讓陌生人看病、住陌生人的房子，需要基于契約精神的信任。但謠言大大消耗了整個社會的凝聚力，像癌癥細胞一樣擴散。
但是，公眾對謠言的認知程度也能為預警提供指標。比如當一項傳染病的謠言散布時，如果公眾的搜索是關于傳染病本身，此時可能僅停留在關注狀態；當搜索升級為如何預防和治療，說明已經涉及行動。
就像轉基因，一直是謠言的重災區，提醒農業部門要進行更好的監管，帶動現實社會治理中的議程。“謠言反映出公眾對某些現實社會中的東西特別在意，能促進線下的解決。”張志安說。
就像這份報告的結語部分寫的那樣：每條謠言的產生，都有其社會背景與心理動機，因而謠言并不完全是“洪水猛獸”，從某種程度上看，它是社會的“晴雨表”，體現出公眾對某一方面信息的渴求。